农民收购玉米,竟被判缓刑

农民收购玉米，一审以非法经营罪被判缓刑

　　巴彦淖尔市位于黄河河套灌区，盛产玉米、小麦、油葵等。每到丰收季节，粮食经纪人便会走家串户，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，再卖到粮库或深加工厂，赚取差价。王某曾是他们中的一员。

　　今年47岁的王某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农民。2008年开始，王某利用农闲时间做起了玉米经纪人，之后又买来二手农用车和玉米脱粒机，以方便自己收购。“2012年、2013年粮食价钱好的时候，我一年大约能收几百万斤玉米。从农民手里收购的价格最高在每斤9毛多到1块二三分之间，再卖给粮库，除去运费、脱粒成本之后，一斤大概能赚3分钱。”王某说。

　　王某想着继续扩大收购规模，但到了2015年底，正在农民家收购玉米的他被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查获，案件不久被移交到公安机关，随后王某投案自首。

　　2016年4月15日，临河区人民法院认定王某的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中第四款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”规定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两万元。一审判决书显示，临河区人民法院认为，王某违反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未经粮食主管部门许可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，非法收购玉米，非法经营数额21万余元，数量较大。

　　拿到审判书后，王某没想到：“在临河区和我一起收玉米的还有好几百人，为什么判刑的偏偏是我?”不过由于判处的是缓刑，并不需要在监狱服刑，王某未提起上诉。

　　“根据以前的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》，‘凡常年收购粮食并以营利为目的，或年收购量达到50吨以上的个体工商户，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’。”巴彦淖尔市粮食局副局长史永景说。“在实际操作中，‘50吨以上’非常难以界定，因为粮食经纪人大部分都是走家串户，不好取证。”

　　王某案一审判决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在当时，王某的行为虽具有行政违法性，但将个体经营者以“非法经营”的罪名判刑，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足以受到刑法追责，各方意见不一。

　　最高法认定本案“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”

　　2016年12月1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了再审决定书，指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。

　　最高法认为，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，第四项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”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，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，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，相关行为需有法律、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，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，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。

　　同时，最高法还认为，就本案而言，王某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，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，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。

　　2017年2月17日，巴彦淖尔中院再审改判王某无罪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，原判决显示，法律制度、审批制度改革和市场的发展相比是滞后的，而粮食收购市场先行一步，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放开了，但审批制度没有相应的变化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发生变化，于是该案判决引发广泛关注。

　　再审宣判无罪，王某和辩护人当庭表示，下一步将按照程序申请国家赔偿。同时，与案件相关的法官是否会被追责，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。

对此，有法律专家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中的明确规定，如案件符合“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，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”“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”等情形，导致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被改判的，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。2016年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》中也明确提出，法官、检察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不承担错案责任。审理王某案的法官是否被追责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来认定。

小编补充：

　　我国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罪作了明确规定：

　　违反国家规定，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(一)未经许可经营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、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;(二)买卖进出口许可证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;(三)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、期货、保险业务的，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;(四)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，刑法第225条第(四)项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，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，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，相关行为需有法律、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，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，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。